垃圾，無邊無際源源不斷的垃圾，“像是一座紀念碑”的垃圾山，“比金字塔大25倍”的垃圾填埋場，正是這部小說天際線般的背景。跟德里羅其他小說的許多主人公一樣，《地下世界》的主角、垃圾處理專家尼克，是德里羅本人的又一個分身：他同樣是在紐約布朗克斯區長大的意大利后裔，他不時發出充滿文學性的評論，進行形而上的哲思，他以嚴謹而不乏悖論的方式研究人類的垃圾，正如德里羅以同樣的方式研究人類的生存。但不可思議的是——幾乎像某種反面的奇跡——雖然動用了驚人的篇幅和細節，但尼克以及其他幾個中心人物仍然顯得扁平、不可信。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被作者賦予了過多的主題感；也許是因為他們的人生被后現代文學的刀鋒切割得過于細碎，以至于我們無法被打動，無法——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為他們的整體命運而心碎。當然，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被打動。這就是攝像機與上帝的區別：上帝感化我們，拯救我們；而攝像機記錄我們，漠視我們。所以書中的少年馬特，未來的核武器專家，覺得電影院“給人的神圣感超過了教堂1000倍”。
當我看完這部小說，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之前的說法：《地下世界》還是像一部電影，不過是一部前衛藝術電影。它的每個場景都散發出奇異的美麗，每隔幾頁便有令人贊嘆的句子。仿佛一種全息影像，它的每個碎片都概括了整體：在描述尼克的一次出軌時，它說，“這些電影場景長焦鏡頭暗示某種壓縮，半露半藏的焦慮不僅出現在這個瞬間里，而且彌漫在那一天、那一周、那個時代中”；在觀看一部滾石樂隊巡演的紀錄片時，克拉拉“喜歡這部片子采用的淡藍色光線，那是一種朦朧的光線，一種隧道光，暗示不可靠的現實”；而愛森斯坦的同名影片《地下世界》(很可能是德里羅虛構的)，“跨度很大，帶有碎片化特征”，克拉拉的畫廊老板艾斯特對它的評價是：“這片子讓我深受折磨，我希望得到補償。”我不要求得到補償。但我的確感到一種孤獨——一種讀者的孤獨。那種孤獨，正如尼克在小說結尾所說的：“每件物品都帶著奇特的道德意味。物品越精致，越罕見，我心里的孤獨感就越強烈。對此我不知如何解釋。”
對此我不知如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