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勝的小說集《城里的月亮》中有9個中短篇，前5篇現實主義味道頗濃，后4篇全系寓言。

　　《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我在學報當編輯》《老鄉》中的“我”倒是為人質樸、心地善良，童心未泯，完全可劃歸為健康靈魂之列。夸張一點說，“我”甚至富有一份釋迦牟尼的情懷呢！譬如，《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中的“我”不懂人情世故，還是女朋友羅小雯教的；“我”不諳考研的門道，還得益于老考的點撥……《我在學報當編輯》中的“我”不計前嫌、寬以待人：“雖然老袁在我面試時百般刁難是我心里的一個解不開的小疙瘩，但我這么一個講道德的人，我是不會借機往老袁的腦門上潑臟水的”。的確如此，在組織人事部派員來調查老袁與女學生的桃色事件時，“我”并沒有落井下石，而是為老袁開脫，誰曾料到在關鍵時刻他卻與吳校長沆瀣一氣將 “我”踢出學報，人心叵測、世道復雜哦！

　　竊以為，前5篇小說可以以“城里的女人”為關鍵詞串起來解讀。這些女人充塞每篇文本之中，她們皆系欲望之俗物，并非富有詩意的生命。她們不懂得詩情畫意地生活，只是一味地趨炎附勢、渴慕權貴、追逐金錢；她們盡是些面目可憎的、腐朽、委頓的生命。

　　且看《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中的羅小雯不允許“我”多看別的女人一眼，吃飯打噴嚏后還大笑不止，“全無淑女形象”；更可惡的是，她竟教“我”如何向莫老師感情投資，這與薛寶釵教賈寶玉走仕途經濟之路有何區別呢？無怪乎“羅小雯變得一天比一天不可愛，我懶得理她。”她還不停地給“我”施加壓力寫小說：“你的《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要寫成80萬字啊，你賣了書，然后我們買房子、買國際博覽會的家具、買汽車。”言外之意是說羅小雯堪稱地地道道的物質女人，而非精神高雅之徒。《水乳交融》里的女主人公樊慧娜骨子里就瞧不起鄉下人，認為李胖子之類的民工沒素質。她不愿聽他說話，更不愿和他講話。她那潛意識的城里人的優越感無人能比！《老鄉》中的任靜濤與她是一丘之貉。她固執地認為丈夫的初中同學邵建設送他們兩只雞就是為了以后找麻煩作鋪墊，還把家里的舊衣服送給馬淑秋作為人情補償，似乎自己正在做慈善事業。《城里的月亮》中的韓五姨更是俗不可耐。她堅決不同意女兒阿秀和打工仔張文生的婚事，女兒以搬出去住相要挾。她不得不妥協讓步。等到女兒回家后，其內心深處還是不能包容張文生這個鄉下人。俗話說：“有其母必有其女。”阿秀也跟她母親差不多，內心也有那個鬼影存在，城里人的優越感猶如集體無意識般地根深蒂固。她經歷過兩次愛情挫折之后，迫不得已才相中老實、本分的張文生。可她自以為“嫁給他，就好比是從前的公主下嫁，而他娶了她呢，那是因為他祖上七輩燒了高香。”作者對這種病態國民靈魂的刻畫入木三分。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中有這么些物質女人茍活于世，社會如何才能和諧呢？俞勝的小說怎能不發人深省呢？（張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