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近年來的京味創作，一部大紅大紫的電視劇《甄嬛傳》引起了趙大年的注意。“它有點像《紅樓夢》，沒有大場面，都是生活中的細節，但是這些細節細細琢磨，也是驚心動魄的。”當趙大年聽說這部作品出自一位年輕作家之手，他十分驚訝：“寫后宮生活的作品不少，但這部寫得那么細、那么深，她怎么能知道這么多？”

　　作家當官不利于文學創作

　　在文壇，趙大年以說真話而著稱。年輕時，他曾為此吃過苦頭，如今，這點秉性還是沒改。

　　談起當前的文學創作，趙大年說話毫不客氣。他提到了作家劉恒，“他寫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說。但他到了這個年齡，還大刀闊斧地在各方面嘗試，改編電影、寫話劇。”趙大年認為，“他沒有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真正的長處在哪里。”

　　更讓趙大年感到遺憾的是，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作家已經不再傾心于文學創作，而是改走其他道路，特別是正處于創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一旦出名就去當官，已經成了文壇很普遍的現象。他批評說：“我有幾個朋友都是從北京作協出去，到中國作協當官，大家曾經開玩笑說，中國作協是‘北京作協中國分會’。”

　　在趙大年看來，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與當前文學的體制化環境有關。“中青年作家上有老下有小，為了住房、待遇，很容易就去當官，可是房子解決了，待遇解決了，作品呢？作家呢？卻沒了。”趙大年感嘆，作家一旦當官，連思維方式都會受影響，“文學是形象思維，當官就要變成邏輯思維。開會念的文章都是以理服人，但是文學作品是以情動人的。”

　　在趙大年看來，當前文學界為作家定級的事情也很不可思議，是一件很荒謬的事。畢竟，作家水平高低要憑作品說話，可文學作品卻是難以定級的。“《水滸傳》是什么級？《紅樓夢》是什么級？”他反問，情緒竟然有些激動了。（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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