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針對兒童的文學與現代兒童觀的確立密切相關。現代以來，童年與成年的隔離就建立在對兒童“異質性”身份的認定上，這也是成人與兒童“二分”的前提基礎，兒童文學不過是這種“二分法”在文學領域的產物。在這種童年觀的前提下，不管童年的純真是否值得尊重，童年都未被視為一個值得永久停留的階段，童年與成年之間的距離必須被跨越，因此童年需要“教化”，對兒童所要播種的夢與希望亦孕育其中，兒童文學隱含著精神教養。西方19世紀上半葉開始的兒童文學的制度化，是伴隨著格林童話的7次修訂得以確立的，這個時期兒童文學故事里就普遍存在著對兒童“想象力的馴化”。而19世紀后半葉，隨著反思的深入與想象力的解放，文學開始質疑以現代文明“教化一個男孩”的必要性。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對教化本身的質疑很快被“如何教化”的熱情所取代，兒童文學也陷入對教化手段“有效性”的探究之中。

　　雖然今天兒童已經“被發現”并被稱作現代意義上的主體，但兒童是否真的獲得了尊重仍然是個很可疑的問題。當我們以“種夢者”的身份、以文學的方式去填充或建構兒童的某種主體性時，是去建構我們想要的兒童主體性，還是兒童天性和潛力充分開掘的主體性？換言之，兒童文學是要幫助我們勸服兒童成為我們所希望的樣子，還是幫助兒童成為他們自己？將天真、無知、脆弱等視為童年的本質，使得兒童在享有更多關愛的同時也受到更多限制，尤其以“愛”為教化手段時，兒童往往都會乖乖就范，在故事結尾變成一個“好孩子”，同時讓故事外的小讀者分享和認同這一標準化的童年，從而極大提升了兒童規訓教育的有效性。因此有理由追問：兒童文學將童年“純真”的假設本質化，是否有可能把對童年的過度保護與控制合理化，從而強化社會規訓的“正當性”，進一步造成兒童天性合理發展的弱勢地位？當兒童文學蛻變為這樣一種有效教化方式時，它所編織的夢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屬于兒童自己的？

　　事實上，成人的“捍衛童年”常常與兒童的“逃離童年”形成反諷式對照。在朱迪·布盧姆的兒童故事《超級騙子》中，5歲男孩早已知道圣誕老人不存在，為迎合成人對自己“天真可愛”的愉悅想象，便假裝相信圣誕老人的存在，以取悅父母并得到期待中的圣誕禮物。這是兒童的天真還是成人的天真？兒童文學是否還要繼續“純真”地“假裝”下去？對兒童文學特殊性的過度強調，還隱含著另一種危機，就像游戲史中提到的“滾鐵環”游戲，它從中世紀末成人與兒童共享的游戲，到17世紀末的兒童專有，滾鐵環的孩子也越來越少，最后這一游戲終于被拋棄。這或許證明了一個真理：玩具要引起兒童的注意，它應該讓孩子們想到這東西與成人世界有點關系。那么同理，當兒童文學意味著是兒童唯一能夠閱讀的文學以及只有兒童才閱讀的文學，是否兒童也要拋棄這樣的兒童文學？因此，在尊重兒童與成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必要界限的前提下，尋找二者之間可以對話的語言才更具現實意義。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