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良和學生們在一起。

　　張德良

　　將滿80歲的張德良身體還很硬朗，為了給湛江一所初中的學生做科普，他前天傍晚剛從北京飛到湛江，原以為可以少穿些衣服，但刺骨的寒風還是讓他穿上了厚外套。至今，像這樣的科普，他已經做了700多場。張德良是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他的老師正是鼎鼎大名的錢學森。“他的拳拳愛國之心是科學家的楷模。”60年前，他遠赴西北大漠，參加原子彈、氫彈的試驗工作。說起錢學森、郭永懷、程開甲等“兩彈一星”元勛，張德良依然心潮澎湃。在湛江，他向記者講述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張德良出生于江蘇無錫，他告訴記者，1955年，錢學森和夫人蔣英回到國內后，周總理安排他們先到全國各地走訪了解國內情況，走訪中，錢學森被當時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高潮和熱情所感動，立刻要求參加工作，1956年他向黨中央建議，要建立一所學校，培養我國的高科技人才。

　　自掏腰包為學生買計算尺

　　1958年9月，中國科技大學在北京成立（學校1970年遷至合肥），由郭沫若擔任校長，錢學森擔任學校力學系主任。就在這一年，張德良成為全國學生中的佼佼者，進入中科大力學系學習。

　　張德良說，錢學森不僅給學生上課，還定期給學生作報告，每次都座無虛席，甚至清華、北大等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都會慕名而來聽課。“每次星期三上課的時候，錢學森都非常的努力，從上午8時一直上到中午12時，沒有一次缺席。”張德良說，到了學校之后，他就師從錢學森和郭永懷，學習和研究空氣動力學、火箭技術和爆炸力學。

　　所有力學系的學生就遇到了學習工具上的困難——沒有計算尺。“當時沒有計算機，要做計算，就必須要有計算尺，可是計算尺一把要54元，我們這些窮學生一個月的生活費才只有12元，買計算尺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學生們的情況很快就傳到了錢學森的耳朵里，他二話沒說，就拿出了11500元，為力學系所有學生都買了計算尺。

　　張德良后來才知道，這11500元是錢學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論》所獲得的全部稿費和獎金，“這本書是錢學森1954年時撰寫的，至今都是工程控制領域的權威著作，錢學森因此被稱為工程控制之父。

　　1956年，《工程控制論》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他因此獲得這筆獎金。錢學森有句名言‘我姓錢但不愛錢’，他對學生很大方，自己一個公文包用了50多年沒換過。”在他看來，錢學森的拳拳愛國之心是科學家的楷模。

　　張德良說，為了讓力學系的學生好好學習，錢學森還親自為他們撰寫教材和書稿，并指導學生怎樣研制火箭，“當時我們成立了一個火箭小組，這個小組就是專門做一些小模型火箭發射實驗的。”

　　所有學生延遲畢業半年

　　錢學森治學的嚴格同樣讓張德良記憶深刻。他給學生們提出了“三嚴”的要求：嚴謹、嚴格、嚴厲。有一次小測驗，一個學生粗心把第一宇宙速度寫成了7.9m/s，錢學森第二天來上課，進入教室就厲聲責問：“是哪一位同學說的，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9米啊？”

　　張德良說：“那個寫錯的同學嚇得不敢吭聲，錢學森就接著說，‘每秒7.9米，好家伙，自行車都比你快，你還想上天去啊’。接著錢學森又教導同學說，‘你們畢業以后都要去做大事業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馬虎，你們一個小數點、一個單位的錯誤，很可能會造成死人的’。”

　　期末考試，錢學森就給力學系的學生出了兩道題，并表示：“這是開卷考試，你們可以把書都帶到課堂里來，就是不能討論。”

　　張德良至今還記得，“第一題總分30分，是一個概念題，一般能拿到20分左右，但要拿到25分就很難了；第二題的題目是，從地球上發射一枚火箭繞過太陽，在返回到地球上來，請列出方程，并求出解。”

　　“其實這兩道題，在任何一本書上都找不到答案，大家從早上8時考到12時，沒有一個人敢交卷，錢學森說沒事沒事，大家先吃飯去，吃完飯回來再考，于是我們中午1時吃完飯再考，一直考到下午6時，最后錢學森只能讓大家交卷了。”

　　張德良說，這份卷子一交上去，錢學森的助教一批，80%的人都不及格，考得一塌糊涂，他們這批學生都是全國優秀學生中挑選出來的，這樣的分數幾乎每個人都垂頭喪氣，錢學森為了不打擊我們的積極性，把每個人的成績開方再乘以10，算是我們的最終成績，“就是如果你考了36分，開方就是6,乘以10就是60分，這樣你就算及格了。他這樣算分之后，我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才算通過了考試。”

　　張德良說，考試結果讓錢學森很不滿意。最后他要求這一屆的力學系學生都要延遲半年才能畢業，“他說，你們這些學生基礎太差了，必須要多學半年，這半年時間，我們做了3000多道挺難的數學題，還學完了一本《工程中的數學方法》，我們沒日沒夜地學，簡直苦不堪言。但現在我們回頭看，我們后面能夠取得一些成就，和錢學森的‘嚴格’‘嚴謹’‘嚴厲’是分不開的。”

　　郭永懷拼死保住數據材料

　　張德良告訴記者，錢學森培養的他們這一批學生，畢業后都要投身航天、軍工和核試驗領域。在畢業前，他得到的消息是派他研究火箭，但真正調令下來時，卻是派他去做核試驗。在核試驗基地，他的領導正是“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

　　“郭永懷和錢學森是同門師兄弟，是錢學森寫信讓他回來的，回國后，錢學森非常高興地對郭永懷說，‘我負責火箭和導彈，你就負責原子彈和氫彈’。”張德良說，郭永懷也是他的老師，在中科大化學物理系擔任系主任，“他教我流體力學、黏性流體力學。我工作以后，就跟著他了。”

　　“今年12月5日，是郭永懷犧牲50周年的日子。”張德良說起郭永懷犧牲時的場景，至今都有些激動，“那時候我們正在做氫彈的研究，周總理讓郭永懷到北京匯報工作，但很不幸，飛機在北京上空出現故障，著陸后沖出跑道，整架飛機都被燒毀了。

　　后來打開飛機艙門時，看到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緊緊地抱在一起，人都已經燒焦了，當人們把他們分開時，大家都忍不住落淚，他們抱著一個公文包，公文包里裝著馬上要去向周總理匯報的重要數據資料。郭永懷逝世半個月后，我國的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了成功。”

　　參加核試驗測算沖擊波

　　“兩彈一星的研制，其實匯聚了我們國家上百萬人，我們集中力量辦成了大事，也讓我們國家從此不再害怕受欺負。”張德良說，當時來到核試驗基地，他只是郭永懷手底下的“小兵”，負責計算核爆炸之后產生的沖擊波。

　　“我要計算的就是原子彈、氫彈爆炸產生沖擊波的速度、壓力等一系列的數據，當時我們離爆炸中心點每隔幾十米就安放一個檢測儀器，爆炸結束后，再把儀器收集上來。”張德良說，除了地面的儀器測算，當時還有空中的測算，為了保障數據準確，一次核試驗往往分好幾路人馬分開進行測試，最后再將得到的數據絞合到一起，“剛剛去世的程開甲當時也負責一組核試驗數據的測試，我們經常要一起開會，把得到的數據交換，事實證明我們當時的數據測得非常準確。”

　　張德良至今難忘1964年10月16日的羅布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沙漠里升起了蘑菇云，人們興高采烈，原子彈中心爆炸溫度高達1000萬攝氏度，因此離中心點1公里范圍內所有的物體都被汽化，他當時安放的很多監測儀器也都被燒毀了，爆炸之前，在中心點做準備工作的人，都寫好了遺書。

　　爆炸之后，隨著氣溫逐漸變低，原先被汽化的物體逐漸冷凝成了一個個黑色的玻璃球，留在了沙漠上。

　　張德良把青春都獻給了西北蒼涼的大漠上。他說，當時試驗區的條件非常艱苦，幾乎沒有什么蔬菜可以吃，但國家始終優待奔波在一線的科技工作者。“為了給我們改善伙食，部隊親自在內蒙古打了1000多只黃羊，送過來給我們吃。”

　　年過花甲“轉行”做科普

　　如今快80歲的張德良身體還很硬朗，他沒有“三高”，也沒有其他慢性病，采訪當天給學生上課要爬六樓，張德良的步履還很輕盈。他還是多所高校的兼職教授，他還帶了一個博士研究生，等到明年這位學生畢業后，就不再帶了。他說，沒那個精力了。

　　如今，張德良已經把重心放到了青少年的科普上。早在2008年，他就開始到北京市的一些中小學校宣傳科普，因為科普做得好，中小學生們愛聽，他被吸納到了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到現在，他在全國各地已做了700多次演講。

　　因為長期參與航空航天和軍工領域的重大項目，到現在，張德良對我國的導彈、火箭、飛船依然如數家珍。

　　每次到學校做科普，他都會向學生們介紹我們國家國防科技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

　　當天，正值“嫦娥4號”成功發射，他向學生們介紹，“嫦娥4號”月球探測器將進入環月軌道，并來到月球的背面實現軟著陸。

　　當記者問他，像他這樣的科學家跑來給中小學生上課，是否有些大材小用時，張德良回答說：“我并不覺得，讓年輕的孩子從小產生對科學的興趣非常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繁榮昌盛的年代，知識和創新在這個時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文、圖、視頻/記者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