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華在查閱資料。
周 喆攝

青年時的黃建華。
受訪者供圖

　　人物小傳

　　黃建華，1936年生，廣東廣州人，博士生導師，廣州翻譯協會會長，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兼全國雙語詞典專業委員會主任。曾任亞洲辭書學會會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長。2006年被中國辭書學會授予“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2015年獲“南粵楷模”榮譽稱號。黃建華編纂完成700多萬字的《漢法大詞典》，填補了業內空白，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行政樓二樓僅10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里，目光所及全是書。除了靠墻的書架上，辦公桌上、茶幾上甚至地板上，都是高高摞起的各類辭書和文件資料。見到記者進門，滿頭銀發、面容清瘦的黃建華從一人多高的書堆里走出來說：“我這兒太亂了，你們找地方隨便坐。”

　　1998年，黃建華退休，隨即接下了主持編纂《漢法大詞典》的重任。每天早早地到辦公室，是這位88歲老人多年來養成的習慣。

　　“我已經將17冊的修改意見給了出版社，為出第二版詞典做準備。”黃建華說，新版詞典中，“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等詞語都將列入。

　　“參與并見證這樣一部詞典誕生，我很幸運”

　　2014年12月28日，2300多頁、700多萬字的《漢法大詞典》正式出版。“參與并見證這樣一部詞典誕生，我很幸運。”黃建華心里惦記了十幾年的一件大事，終于完成了。

　　這一年，黃建華78歲，從事《漢法大詞典》編纂已經有16個年頭。雖然身患癌癥多年，但他仍然把這件事堅持了下來。

　　對于受邀編纂《漢法大詞典》這件事，研究了大半輩子理論詞典學的黃建華明白，這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然而，“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考慮到漢法詞典領域存在空白，他毅然接下重任。

　　在2008年被確診肺癌之前，為了編纂詞典，無論寒暑，黃建華堅持每天上午8時30分到辦公室，晚上11時30分離開，幾乎所有的節假日都不休息，只有除夕那一天才給自己放假。

　　詞典編纂工作既枯燥又艱苦。有時為了確定一個詞語的翻譯，要通過很多資料來求證。遇到一些多義詞，更需要考慮跨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無論任務有多重，都要對每一個詞的翻譯負責。”黃建華對自己翻譯內容的要求非常高，絕不會放過任何一處疑問。

　　為了詞典內容能夠貼近生活，符合漢語使用習慣，黃建華找到漢語言研究功底扎實的廣外教師楊英耀為詞典做中文審訂，嚴把質量關。有時遇到某些新詞語或不知如何準確處理的語句，黃建華還會邀請國外的專家幫忙審核把關。“不僅要找懂中文的法國人看，還要找不懂中文的法國人看，這樣翻譯出來才能更精準、更地道。”他說。

　　編詞典是個漫長的“苦活”，隨著時間推移，編寫組一些成員陸續退出。“我雖然退休了，但還是要全身心地去做好這件事。”黃建華說。

　　2012年黃建華病重住院。親友們紛紛勸他停止編纂工作，安心治病。然而，他不打算放棄，“最硬的骨頭都已經啃下來了，就是咬緊牙關也要做完。”抱著這樣的信念，黃建華一邊與疾病抗爭，一邊與時間賽跑，2014年終于完成了編纂工作。

　　“最要緊的是不斷貢獻有分量的成果”

　　出生于廣東廣州一個木匠之家的黃建華，是家中5個孩子中的長子。自小喜歡讀書的他，從初中時就一邊打工一邊泡圖書館。到了高中，趕上法國文學熱，他開始閱讀莫泊桑、巴爾扎克等法國作家的作品。1957年，中山大學招收第一屆法語專業學生時，黃建華報了名。“沒承想，這一學就是一輩子。”他說。

　　起初，黃建華學得很吃力，練發音常常練到“咬牙切齒”。除了在課堂上用心學習外，課后還抱著詞典邊查邊背，這段經歷為其日后進行詞典學理論研究和實踐打下了基礎。

　　在中山大學，黃建華師從翻譯家、法語教授梁宗岱。“梁老師重實學輕虛銜，要求我們不能唯學歷是圖，絕不能追求做‘草包博士’。”黃建華回憶，梁宗岱治學極為嚴謹，“學生的法文作業，他會一個詞一個詞地批改”。

　　時至今日，黃建華仍對老師“重實學輕虛銜”的教誨銘記于心，這也成為他研究詞典學遵循的原則。“最要緊的是不斷貢獻有分量的成果。”他說。

　　1961年，黃建華從中山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留校任教；1970年中山大學外語系并入廣州外國語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前身之一），黃建華與梁宗岱一起隨外語系轉至廣州外國語學院任教。1975年，黃建華被安排主持《新簡明法漢詞典》的編訂工作，從此與辭書編纂結緣。當時，我國現代詞典學理論探索剛剛肇始。

　　在黃建華看來，辭書是一門語言學科發展的根基，他決定將編纂詞典作為畢生事業，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人認識到辭書的重要性。

　　上世紀70年代，國內外交流合作加強，外語人才緊缺，黃建華被推薦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擔任譯審。當時，初窺詞典學門徑的黃建華，在國外工作之余，努力搜集各種辭書和辭書學著作，遍訪當地著名詞典學家，在學術上有了長足進步。

　　1987年，黃建華將關于詞典問題的理論探討文章結集出版為《詞典論》，成為我國首批系統論述詞典編纂的專著，在辭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看來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詞典分開了。”1988年，在期刊《辭書研究》的專欄里，黃建華寫道，“詞典便是我‘晚識的知己’”。

　　“編詞典是個不斷更新的過程”

　　編纂雙語詞典，是在不同文化間架橋鋪路。針對《漢法大詞典》，黃建華設計先行，僅編輯方案就寫了15頁。按照他的構想，詞典不僅要“內向”，立足于中國人學習法語的需求；也要“外向”，方便外國人理解，進而傳播和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相較于把法語翻譯成漢語，把漢語翻譯成法語要難得多。“‘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怎么翻譯？‘不到長城非好漢’怎么翻譯？”為在字里行間搭建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橋梁，黃建華上下求索、字斟句酌。

　　2018年初，《漢法大詞典》榮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很多人以為黃建華會停下來歇歇，但他認為，“活到80多歲，還能有些力氣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很幸福了。”因此，黃建華利用平常的時間，和妻子一起出版了《中法諺語對照手冊》。

　　在黃建華看來，“編詞典是個不斷更新的過程。”近年來，他又將精力投入詞典修訂。“‘粵港澳大灣區’要收進來，‘網紅’也要收進來”……黃建華和助手已經梳理出2000多個新條目，計劃加入修訂版。

　　“我這一生，有兩件事值得欣慰，一是培養了一批人才，二是沒有因為擔任行政職務而荒廢學術研究的本業。”黃建華說。

　　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黃建華創建了詞典學這一新學科，他的眾多學生中，諸如章宜華、田兵等已經成為詞典學專業的代表人物。2006年，中國辭書學會向黃建華頒發了“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

　　在詞典學之外，黃建華還翻譯了《自然法典》《論實證精神》等多種社會科學著作。

　　《 人民日報 》（ 2024年08月17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