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舉報“房妹”只是一個突破口，“從一開始我就知道翟家都參與其中，翟振峰才是主角。”

　　“一窩蛀蟲”胃口更大，查處更難

　　“圍觀‘房妹’案讓人覺得，中國還處在關系社會。每個人都恨腐敗，但又享受‘關系’帶來的好處。我們信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以才會有那么多‘全家腐’。”在新浪微博上，有網民這樣評論。

　　在專家眼中，“全家腐”的危害性更大，也更加隱蔽難查。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邵道生的定義，家族式腐敗，指的是身居要職的官員，其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員依仗權勢侵吞國家、社會財富的行為。

　　“就是所謂的‘好處均沾’。”任建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腐敗的動機一般是攫取財富，而此類官員不僅為自己，也為其家庭攫取不義之財。另一方面，行賄者可能‘繞過’官員本人，而向他身邊的人施展‘公關’，久而久之，家庭成員自然卷入到腐敗當中。”

　　記者梳理近年來的反腐成果后發現，腐敗場上“全家齊上陣”的現象，并非“房妹”案所獨有。

　　比如，河北省委原書記程維高曾縱容兒子程慕陽非法經商；江西省檢察院原檢察長丁鑫發曾利用職權為兒子開辦的公司牟利；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曾縱容妻兒借“顧問費”、“分紅”等名義，收取某制藥公司財物292萬元；河南省某集團公司原總經理秦某因貪腐被判死緩，其妻、兒、女婿等9人，也先后因涉嫌貪污、受賄、窩贓等罪行，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

　　2011年6月，有北京檢察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根據《檢察日報》官方網站正義網公布的貪官檔案數據，親屬共同受賄的比例已達到81%。

　　“官員以為這是在給家人‘謀好處’，實際是害了家人。因為家族式腐敗屬于群體犯案，只是成員限于家庭內部而已。”中央黨校教授、著名反腐專家林喆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任建明提示，“一窩蛀蟲”的貪腐“胃口”往往更大。

　　“試想，如果沒有家人‘協助’，翟振峰一人肯定不敢登記31套房。”他說，家族式腐敗的一大“功效”，就是分散風險，同時，也令個別官員貪腐的膽子越來越大。“以社會關系為中心的貪腐網，衍生出去就呈輻射狀，有擴散效應。”成都理工大學廉政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肖云忠教授也表示，在貪腐規模上和金額上，“一窩蛀蟲”多超過“一只蛀蟲”。

　　隱蔽難查，似乎也在令反家族式貪腐陷入迷局。

　　據人民網2010年11月報道，有專家根據牟利方式，把家族式腐敗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高官丈夫前臺扮黑臉，妻子兒女幕后收黑錢”。第二類是利用權力給妻兒或其他家族成員開公司、接項目提供各種便利，家族成員從中漁利。第三類是官員在位時施惠于商人或下級，希望“照顧”子女，間接撈錢；甚至等自己不掌握權力時，再“回收”利益。

　　前文提到的檢察官也在同一訪談中披露，據統計，有60%的賄賂是以“紅包”、感謝費、過節費等名目出現的。

　　“這都說明，家族貪腐的隱蔽性越來越強。個別官員已不滿足簡單的權錢交易，而是要對權力進行深層次挖潛，形成權力產業鏈，提高權力的附加值。”人民網的上述報道稱。

　　報道同時披露，反貪機關認為偵破“家族式腐敗”的難度更大。“辦案人員面對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在利益和親情的捆綁下，犯罪分子容易結成緊密的共同體，訂立攻守同盟，采取偽證、串供、轉移贓款贓物等行為，給偵查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