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長庚學藝的這個時代，正是伶人充當“像姑”的高峰期。當時“像姑”主要是以兩種方式經營，一種是前文說的在戲園子“站臺”，供客人消遣，相熟的還可以寫張條子約去指定地點相會，就是所謂的“叫條子”。另一種有自己的私人公寓，集中一批“像姑”，這種地方就是所謂的“相公堂子”。

　　《清稗類鈔》中詳細記錄了這種相公堂子，“伶人所居曰下處，懸牌于門曰某某堂，并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標明某某堂，并掛一盞燈就算營業了。

　　伶人在這里，實際上是被一分為二。以表演技藝為生計的雖然是正途，但是以副業維生的也不在少數。世人的觀點，好以極端為談資，所有伶人也就一并遭人輕賤。

　　程長庚塑像當程長庚逐漸了解了這個行業一切時，心中的震撼是強烈的。奈何已不幸墮入伶籍，今后的人生道路應該怎樣選擇呢。程長庚很快做出一個決定，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夠破罐破摔，讀書人從賤業也要走正途。出于對男旦的抵觸，他選擇主攻當時伶人不太重視的老生行當。

　　程長庚立志本分守節，要走一條清白的從藝道路，并對伶人的陋習產生了一種復雜的悲憤情緒。一方面怒其不爭，另一方面又物傷其類。有朝一日，他能改變這種狀況么？

　　潔身自好以外，推動伶人摒棄陋習，也成為程長庚的一個人生追求。（《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