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高氏這樣的普通南京婦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和1768年妖術大恐慌下的民眾反應一樣，南京市民的矛頭指向了社會底層的流動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盡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卻一貫是受歧視的角色。她們過分熱情的言辭和夸張的表現，看上去和攝魂妖婦有天然的聯系。

　　于是，民眾見到這樣的婦女，開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來發展到群情洶洶，南京街頭，行人動輒被飽以老拳。一個女人僅僅因為看到一個拉黃包車的，因有一面之緣，便對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誤以為是攝魂妖婦，于是眾人一擁上前，扭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

　　社會秩序如此混亂，人們心理緊張到沒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卻前所未有得活躍。一個玻璃瓶、幾張紙、一個微笑，或一句言語，都會引發他們的敏感情緒，進而導致暴力行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亂謀利。市民鄧榮福經過馬馬氏家門前，向她問路。孰料，馬馬氏高聲喊叫，說他為攝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圍住鄧榮福毆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攜帶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亂搶走。紗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讀成文玉，到城南書店買書，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許是她買到了想要的書籍，臉上掛著高興的神情。于是，有一個婦女突然指她是攝魂的。可憐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搶走了。

　　一向循規蹈矩的底層民眾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指責別人是攝魂者，成了最有效的報復手段。面店老板娘發現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聲喊叫，說他是攝魂人，于是不用親自動手，其他顧客便蜂擁而上，為她出了一口惡氣。

　　媒體為此憂心忡忡。4月20日《京報》發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攝魂把戲》。這位怎不愁氏描繪了南京可能出現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閉戶，柴米油鹽，無人挑賣，幾十萬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幾天前，《京報》就發出“妖婦攝取魂魄耶，流行病之傳染耶”這樣的質問。《京報》記者說，如今春氣和暖兒，南京人一向不講求衛生，可能是一種傳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證實了《京報》記者的猜測。教育局長陳劍翛發布了七字韻語布告，解釋妖婦攝魂純是荒誕不經的謠言，它的流傳，實際上是由于“反動分子”的“亂湊趣”和“時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輕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衛生健康。

　　首都衛戍司令部也發出辟謠報告，指謠言是潛伏的敵探、共黨和地痞流氓等人編造的，目的是擾亂后方秩序。從1927年以來，時局動蕩，南京始終是一個漩渦中心。所以，才會出現陰兵助陣這樣的謠言。毫無疑問，國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敵對勢力，樹立政府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齊下

　　4月17日下午兩點，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孫伯文召開了一次研討會。

　　當天上午，公安局已經發出了辟謠警示，針對連日來民眾“聚毆六婆，時傷行旅”的混亂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來辦，“民眾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審判之地”。對于那些已經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訊取供詞，轉送地方法院依法訊辦。同時，也通令各區警署嚴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討會可謂是謠言傳播以來最有效的一次行動。農、工、商、婦女團體，公安局各區官佐、新聞媒體，共50多人，從生理學、心理學的維度探討防治謠言之法。根據醫生診斷，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傳染病“拉麻癥”(可能是腦腹炎一類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這個背景下，東門一帶孩童染病死亡這一偶然巧合，配合學齡兒童調查這一契機，謠言得以訛傳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