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的追責困境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群峰

　　發于2020.8.21總第962期《中國新聞周刊》

　　8月4日，江西省高院對原審被告人張玉環故意殺人再審一案進行公開宣判，撤銷原審裁判，宣告張玉環無罪。在被關押了9778天后，張玉環回到南昌市進賢縣的家人身邊，他也成了目前國內已知被羈押時間最長的蒙冤者。

　　是誰造成了這起冤案？誰應該對張玉環失去的27年負責？張玉環的辯護律師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將根據張玉環的委托，對當年刑訊逼供的辦案人員和其他司法人員展開追責。張玉環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反復說著一句話：追究刑訊逼供者的責任。

　　黨的十八大至今，各地人民法院依法糾正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5·24樂平奸殺碎尸案、張玉環案等數十起重大冤假錯案。這些案件被糾錯后，后續的追責問題卻普遍舉步維艱。

　　《中國新聞周刊》通過梳理和回訪發現，這些案件多“止步于國賠”，在追責過程中，鮮有一查到底的案例：有的涉事辦案民警在被追責過程中自殺，導致后續追責不了了之；有的被追責人數雖然眾多，但被當事人和家屬質疑為力度不夠，有高舉輕放之嫌；還有的當事人在各種因素下，主動放棄追責。

　　受訪的法律界人士稱，對這些當事人而言，追責之路甚至比平反之路更為曲折漫長。目前，追責在法律依據方面沒有障礙，之所以在實踐中困難重重，除了存在取證難、責任主體分散等因素，關鍵是司法機關的追責決心和態度。

　　難以啟動的追責程序

　　1993年10月24日，南昌市進賢縣凰嶺鄉張家村有兩名兒童失蹤。次日，他們的遺體在一水庫中被發現。幾天后，時年26歲的本村村民張玉環被警方鎖定為“殺人嫌犯”。歷經三次被判死緩的張玉環，近日被判無罪后，接受多家媒體采訪，陳述自己曾遭刑訊逼供。

　　張玉環回憶起當年被刑訊逼供6天6夜的情形，辦案人員用吊打、蹲樁、電擊、放狼狗等手段逼迫其承認殺人。極端恐懼下，張玉環“承認”殺害兩小孩。如今，面對媒體，張玉環一一報出了刑訊者的名字，他們分別是付某文、吳某才、周某、袁某華、周某華、支某華、付某選、胡某芳。

　　進賢縣公安局政治處一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相關追責事宜目前由進賢縣委政法委統一協調部署。而進賢縣委政法委副書記汪義華表示，“這個(追責)不是我管的范疇，政法委這邊主要是負責張玉環后續的安置工作。”

　　張玉環的代理律師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冤假錯案平反后，當事人提出明確追責訴求后，相關的司法機關往往遲遲沒有明確的答復和處理決定。“這類案件發生后，有的司法機關會做出追責的表態，但往往不了了之，很多地方甚至根本沒有表態，這是現在冤假錯案追責時面臨的一個普遍現象。這說明，相關司法機關對這個問題重視程度不夠，或者有意回避。”

　　王飛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在過往的多起案件中，當事人獲得無罪之身后，追責之路難見實質性動作。聶樹斌案、曹紅彬案等案件都是這類例證。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聶樹斌無罪。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院就該案作出268萬余元的國家賠償決定。聶母張煥枝表示接受這一結果，不再申訴。聶樹斌案代理律師李樹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回訪時表示，2017年8月，他陪張煥枝到北京，分別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寄送了由馬云龍(率先報道聶案的媒體人)起草的追責申請書。“但迄今為止，整整3年時間了，一直沒有回音。”

　　李樹亭稱，至今為止，他所知道的追責情況，只有李久明案的相關辦案人員，被河北省河間市人民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李久明生于1965年，2002年7月12日，因一起入室殺人案，遭遇辦案人員刑訊逼供，將他屈打成招，被唐山中院判處死緩。直到2004年真兇蔡明新認罪，2004年11月26日，李久明被無罪釋放。2005年1月，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刑警大隊原大隊長盧衛東、原教導員黃國鵬等7名參與該案刑訊逼供的辦案人員受到法律追究。

　　曹紅彬案追責也至今沒有下文。曹紅彬是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彭店鄉人，曾在當地經營一家批發部。2002年5月的一天，他的妻子在睡覺時遇襲，曹紅彬后被指控因婚外情欲離婚而襲擊了他的妻子。他被以故意殺人罪批捕，同年12月，被許昌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2004年8月4日，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后改判15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期間，他堅持申訴，從不認罪。

　　2019年5月13日，曹紅彬拿到了無罪判決書。當天，他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將堅決追究辦案人員責任。同年12月12日，他獲得233萬余元的國家賠償以及40萬元的國家司法救助金。

　　8月17日，曹紅彬接受 《中國新聞周刊》回訪時表示，他至今沒有放棄追責。曹紅彬稱，去年5月24日，他去鄢陵縣公安局要求重新偵查當年的案件，并追責曾對其刑訊逼供的辦案人員，但是警方對他避而不見。“后來央視社會與法頻道去鄢陵縣公安局采訪也吃了閉門羹，該頻道將節目報道后不久，鄢陵縣公安局兩個民警主動找我，口頭跟我說要成立專案組，但是至今沒有任何信息。”

　　曹紅彬認為，近日，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朱建英主動投案或與其不斷要求追責有關。但是，朱建英主動投案的原因，是否與曹案相關，未有官方信息源證實。5月21日，許昌市紀委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發布消息，朱建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主動投案。2006年7月18日，許昌中院駁回曹紅彬上訴，維持15年的原判。這份刑事裁定書顯示，時任許昌中院副縣級審判員的朱建英擔任審判長。

　　有受訪者稱，追責是否順利，也受到冤假錯案當事人的立場是否堅定的影響。《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的情況是，在這類案件中，有的司法機關遲遲未啟動追責程序，致使不少當事人主動放棄追責。

　　2000年5月23日，江西省樂平市中店村發生一起搶劫、強奸、碎尸案。兩年后，中店村的程立和、黃志強、方春平、程發根、汪深兵五位村民被警方鎖定為嫌犯。此后，汪深兵逃跑，另外四人落網。四人一審被判死刑，終審被判死緩。此后，四人堅持申訴。被羈押14年后，2016年12月，江西省高院判決四人無罪，他們當時均表示堅決追責。

　　樂平案是2013年以來，中國平反的第34起重大刑事冤假錯案。2017年8月，四人獲得國家賠償227萬余元。但地方司法機構遲遲未表態是否啟動追責程序，也未對四人的追責態度進行公開回應。

　　8月16日，程發根等幾位當事人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回訪時表示，他們早已放棄了追責。“從心理上我們并不想放棄，但后來感覺案件已被平反，我們也得到了國家賠償，在一些親戚朋友的勸說下，感覺應該盡快回歸正常工作生活中去，所以就主動放棄了追責。”程發根說。此外，幾位當事人否認是受到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的壓力，被迫放棄追責的說法。

　　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余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辦理一個案件，當事人在看守所里信誓旦旦地說，如果能平安出去，一定會控告到底。“后來該案公訴機關撤訴，這位當事人出來后，別說要求追責，連國家賠償都不提了。”

　　但當事人追責態度的變化，不能成為司法機關停止追責的理由。余超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的辦案機關“重口供、輕證據”，而且不少冤案當事人的有罪供述是因為遭遇刑訊逼供。“案件平反后，不管當事人的追責態度是否發生變化，相關司法機關都應主動查清辦案人員是否存在刑訊逼供行為，在此基礎上，該追責的應當克服一切阻力，堅決追責。”

　　不被認可的“追責結果”

　　已經啟動追責程序的相關案件，也頗受爭議。

　　有的冤案在追責過程中，被害人及其律師稱自己未被允許參與，因而認為追責過程不夠公開透明。廖海軍案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例。

　　1999年1月17日，河北省唐山市遷西縣新集村兩名女童遇害，兩天后遺體被發現。事發后，遷西縣警方稱，時年17歲的新集村村民廖海軍有重大嫌疑。不久，廖海軍被捕。2003年7月9日，唐山中院一審判處廖海軍無期徒刑，其父母因被認定犯有包庇罪獲刑五年。2018年8月9日，唐山市中院宣判廖海軍及其父母無罪。2019年4月22日，廖海軍收到唐山中院的國家賠償決定書，他與父母獲得國家賠償340萬余元。

　　廖海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追責，2018年9月10日，他就向唐山市紀委監委遞交了一份《刑事冤錯案件司法工作人員追責控告書》，其中被控告人包括：遷西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原大隊長張寶祥，唐山市人民檢察院原代理檢察員、現任唐山市開平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銘鎖，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原法官李鐵軍、李維、李歆等，共涉及當年的公檢法辦案人員11人。他要求對原辦案人員立案偵查，追究相關人員造成冤錯案件的刑事責任，并對該案中有關人員(包括領導干部)違反黨紀、政紀的行為一并追究相應責任。

　　廖海軍之父廖友曾稱，自己被辦案民警用皮鞋踩臉，牙被打掉了幾顆。“領頭的警察叫張寶祥，也是我同學。他們半夜把我打昏了，然后用涼水把我潑醒。張寶祥問我‘你認識我嗎？我是張寶祥，咱們是同學’。我說不是我殺的人，我也沒運尸體。張寶祥就又開始打我，用一種膠皮管子，里面灌滿了沙子，沒打幾下我又昏過去了。”

　　2019年7月5日，唐山市紀委監委網站通報，張寶祥涉嚴重違紀違法被查。當地檢察院曾通知廖海軍，張寶祥因涉嫌刑訊逼供罪被查。“所以現在，我們只能明確張寶祥被查與廖海軍案有關。”廖海軍母親黃玉秀的代理律師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份控告名單中還有兩名民警被查，但原因不得而知。

　　據王飛了解，目前，張寶祥已被唐山市路南區法院作出緩刑判決。“我們認為，張寶祥涉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按照法律規定，應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怎么可能適用緩刑呢？”

　　王飛稱，在追責之初，當地司法機關還讓廖海軍和律師參與，但是到了審判環節，我、金宏偉律師(廖海軍父親廖友的代理律師)和廖海軍都不被允許去參與張寶祥案的庭審。甚至，張寶祥案的判決書至今也不給我們。這種‘自罰三杯式的問責’，表明了現在司法機關的一個大致心態——往往會高拿輕放。”金宏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寶祥的案件，直接影響到廖海軍父母的賠償問題，廖海軍對父母被刑訊的賠償要求也至今停滯。

　　還有多起案件的“追責結果”即便已塵埃落定，也不被蒙冤者或其家人認可。

　　2016年2月1日，新華社發布“呼格吉勒圖案”追責結果：27人被問責。其中，除了時任呼和浩特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依法另案處理之外，其他26人均為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等處分。呼格父母均表示，對此問責結果不能接受。

　　當時，央視報道稱，問責結果公布后，呼格的父母正在家研究《內蒙古自治區冤假錯案責任追究辦法》。這是一份試行稿，于2014年7月1日公布，其中第十五條規定，責任人員要依據他們所承擔的責任，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呼格父母還對這份試行稿的重要部分一一做了標記。比如，錯案追責的原則“誰辦案誰負責”“誰審理誰負責”，這些人員都應具體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等等。

　　呼格的母親尚愛云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說：“(這個案子)不是馮志明一個人造成的，是一系列人造成的。誰有過，誰輕誰重必須分開。”呼格吉勒圖的父親李三仁則質疑稱：“這個處分依據的什么？當年立功的，現在取消了沒有？他們沒有說清楚。降職、免職是最輕的了，不可能說只給個警告處分。”

　　法律界人士普遍表示，呼格案追責工作體現了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錯必糾方面取得的進步，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同時，調查過程和具體追責依據并沒有進行公開說明，調查結果與公眾期待存在落差。

　　追訴時效之爭

　　1996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已明確規定“疑罪從無”。

　　有輿論認為，對相關人員的問責和處分依據等仍不夠明確，應進一步完善錯案責任追究機制。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有法律體系已經非常完備，追責時用好現行法律就可以了。

　　業界一些觀點認為，這些冤假錯案多發生多年前，當時還存在“疑罪從有”的原則，且很多當事人都做過有罪供述，都給冤假錯案的后續追責帶來了不利影響。

　　王飛稱，“疑罪從有”這個概念自始至終都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只能說明某一段時間中，人們在司法實踐中有這種司法觀念。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頒布實施了《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明確規定了錯案責任的追究范圍、違法責任。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首個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明確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明確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2015年2月，最高檢出臺《關于深化檢察改革的意見(2013—2017年工作規劃)》，其中明確提出將健全冤假錯案防范、糾正、責任追究機制。

　　一旦啟動追責，還面臨一個追訴時效期的問題。根據《刑法》第247條規定：刑訊逼供的基準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出現致人傷殘死亡的特殊情況，則應以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從重處罰。在沒有特殊情況的前提下，刑訊逼供的追訴時效是五年。《刑法》第八十八條中規定了追訴期限的延長，其中包含兩種情況：第一，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第二，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追溯時效是1997年《刑法》的規定，而張玉環等案發生這個時間點之前，該條款是否適用于此類案件，也存在一定爭議。

　　羅翔認為，在1997年《刑法》修訂后，最高法院曾通過《關于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認為追訴時效延長的規定對1997年之前的行為沒有溯及力。但2014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出臺的《對刑事追訴期限制度有關規定如何理解適用的答復意見》又明確指出，對1997年之前發生的行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在1997年后刑法規定的時效內提出控告，應當適用刑法第88條第二款的規定，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羅翔表示，“新的解釋本來就應該優于舊的解釋，且后者是立法機關出臺的意見，因此后者更為恰當。”

　　在他看來，絕大多數申訴案件中存在的刑訊逼供，都可能適用第二種追訴時效延長的規定。因為在1997年修訂《刑法》之前，民眾告狀無門的現象非常突出，所以修訂后的《刑法》規定追訴時效延長的制度，本來就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時效利益，對損害自己利益的犯罪進行追訴。

　　張玉環的代理律師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4年開庭時，張玉環就明確說自己遭遇刑訊逼供。2001年，重審開庭，他仍然說自己遭遇刑訊逼供。他跟任何一個來提審他的人員都說自己被刑訊逼供，這其實就是相當于一種控告或舉報，就應該立案，但檢察機關都沒有立案，司法機關不處理，其責任不應該由當事人承擔。因此，他認為這適用于《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的情況。“這個案子的追訴時效不是問題，追責不存在技術性問題，全在司法機關的立場和態度。”

　　還有受訪者表示，即便此類案件的當事人可以突破追訴時效限制，但是在控告方面的查證和界定上存在難度。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毛立新，曾在安徽省公安廳刑警總隊、經偵總隊任職多年。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毛立新表示，要考慮的一個現實情況是，當時很多人是曾經認罪的，即便有些不認罪或者先供后翻，當初也只是在辯護或申訴時，口頭提出過自己曾遭受過刑訊逼供，導致現在難以查證當時當事人是否就刑訊逼供提出過控告，在界定上存在難度。

　　集體決策機制給追責帶來難度

　　“佘祥林殺妻案”中，一辦案民警在被調查期間自殺 ，被認為對此后類似案件的問責帶來影響。

　　2005年5月26日，中新社報道稱，湖北省“佘祥林殺妻案”中的辦案民警潘余均，在接受湖北省聯合調查組調查期間自縊身亡。42歲的潘余均，時任湖北省京山縣巡警大隊教導員。據知情人透露，1994年，潘在京山縣刑警隊，負責“佘祥林殺妻案”的外圍調查工作，案件處理后調遷綠林鎮派出所任所長。

　　上述報道援引京山縣公安局知情人介紹，2005年5月22日，潘余均曾接到通知前往省紀委接受調查，次日下午到達武漢，2005年5月24日中午出走。據當地人傳聞，潘余均在自殺前，曾給妻子打電話，叮囑妻子“照顧好父母，帶好孩子，自己保重”。據悉，涉及當年“佘祥林殺妻案”的27名辦案人員，分三批接受調查，潘余均為第三批。潘的一名生前同事張金義曾透露，在自縊前，潘余均用血在一塊墓碑上寫下了“我冤枉”三個字。

　　湖北省政法系統一位原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湖北省是真想對該案問責到底的，但民警自殺后，后續追責問題也被迫中斷。而且，該事件對此后全國多地發生的類似案件的問責產生了影響。“很多地方擔心在問責過程中，產生類似意外情況，追責時往往下不了決心。”

　　毛立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多數冤假錯案平反后，后續追責難的原因有主客觀多方面原因。“從主觀上講，有些司法機關對追責不重視，認為這是歷史上特殊時期出現的案件，對追責缺少積極性；從客觀上講，有些司法機關也表態追責，但因受制于取證難、甚至人為干擾等因素，導致追責最終不了了之”。

　　毛立新以刑訊逼供的取證為例分析，盡管當事人多稱曾遭遇刑訊逼供，但從最終的判決書來看，幾乎都出現的是，“不排除存在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的可能”。之所以未給予明確認定，是因為刑訊逼供的事實，只是原審被告人的單方面主張，有的即便提供了一些知情證人，但缺少錄音錄像資料、醫學鑒定等客觀物證，辦案人員也不會主動承認，因此，難以查證屬實，更難以落實到具體個人。

　　此外，從“人”的角度講，公安司法機關基本上實行集體負責制，尤其是這種重大案件更是如此。比如，辦理這類案件時，警方有專案組，檢察院、法院往往分別經過檢委會、審委會討論決定。因此，難以只追究主辦民警、主訴檢察官或主辦法官責任。這種集體的決策機制，也給最終的追責帶來了難度。

　　有人提出，為了降低追責難度，應該劃一條時間線，以此線為準，之前的案件可以不追責，之后的必須追責。王飛稱，只要是冤假錯案都應該被平反糾正和追責，這是司法底線的問題。司法人員既然制造了冤假錯案就得為自己行為負責。應該按照當時法律來評判其當時行為是不是違法犯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劃線就導致了不平等。”

　　毛立新強調，隨著偵查技術的進步、辦案要求的規范、辦案人員綜合素質提升，現在發生此類冤錯案件的概率已經很低。面對這類存量案件，盡快平反才是第一位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一個冤假錯案被平反，背后一大堆人提心吊膽。“面對這種局面，我曾有個建議：如果相關司法機人員態度積極，并對推動案件平反起到了積極作用，可以被豁免和減輕責任。反之，就應當被嚴厲追責。這么規定，是為了提高司法人員積極性，盡快把那些積壓了多年的冤假錯案平反掉。”

　　“呼格吉勒圖18歲時，蒙冤而死。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權柄者，應重證據，不臆斷。重人權，不擅權，不為一時政治之權益而棄法治與公正。”呼格的墓志銘是由著名法學家江平親自撰寫。這份墓志銘，也在警示冤假錯案平反與問責的意義。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32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