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了，膝蓋不太利落，趙志軍這幾年常要借助拐杖。接受采訪的幾天前，為了看一個遺址，他剛剛爬了一座山。

  幾年前，動物考古學家袁靖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小院遇到他，趙志軍正抱著一厚摞英文原版書回家，他告訴袁靖，自己在寫一篇文章，“還要再學習學習經典理論”。沒過多久，趙志軍的論文《農業起源研究的生物進化論視角——以稻作農業起源為例》發表，又一次吹皺學界的春水。

  國際上有一個名為愛思唯爾的機構，每年都會頒布“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被視為學者研究世界影響力的晴雨表，植物考古學家趙志軍，是“社會科學”榜上連續5年出現的名字。

  2008年，趙志軍在江西萬年考察野生稻。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論文的主角，是考古遺址里那些細碎、微小的植物遺存，半粒種子，一片稻殼，菱角碎塊就是大件了，表皮毛細胞比灰塵還小。

  就像這些種子，他一再強調自己不足道，做過的很多事一開始并沒什么宏大理想，連學植物考古都是一場意外，就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可沒人能忽視他的貢獻：開創中國的植物考古學學科，推廣的“浮選法”打開了遺址埋藏植物種子寶庫的大門，追蹤世界最早的小米，發現第一顆萬年前的稻谷，揭秘我們的祖先如何把野草馴化成養活幾億人的糧食，溯源中國農業起源的脈絡。

  有人口學者粗略估算過，大約5萬年前現代人類開始出現，迄今地球上存在過1080億人，超過99%的人口出生于最近的8000年，也就是人類開啟農業革命以后。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則將農業的出現視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三次巨大浪潮的第一次。

  “農業的出現標志著人類開始擁有主動改造自然的能力，從而在有限的空間內獲得充足、穩定，但品種相對單一的食物來源。結果是定居生活方式出現，人口大幅度增長，人類社會發展加速，為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毫不夸張地講，農業起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折點。”趙志軍說，“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色在農業起源過程中就已經開始逐步形成。”

  他一直在尋找那個轉折點：“當我們說自己是古老的農耕民族時，起點在哪里？”

  “該是什么就是什么”

  找了兩個月，一粒種子都沒找到，大家有些緊張。

  1993年，江西萬年縣，名叫仙人洞和吊桶環的兩處洞穴里布滿了一米見方的探方，最深的地方接近6米，中美農業考古隊已經在這里用網篩篩了上百立方米的土。這是改革開放后國家正式批準的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發掘之一。

  他們想回答一個爭議了一個多世紀的問題：全球半數人口依賴的主食水稻，到底起源于哪里？

  印度起源說、東南亞起源說、阿薩姆和云南起源說已經先后登場，直到20世紀70年代，浙江河姆渡遺址等水稻考古證據的發現，才讓國際學術界開始認同，中國可能是世界水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首先提出，這個起源地在長江中下游。當時，水稻最早的考古證據只能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彭頭山遺址。由嚴文明領銜的中美農業考古隊，望向了距今1萬年的仙人洞、吊桶環遺址。

  可在地里埋了上萬年，一粒水稻還有多少痕跡可尋呢？

  待收割的水稻，拍攝于江西萬年縣。新華社資料片

  發現肉眼可見的種子的愿望落空了，他們決定調轉目標。一包包土樣被在美國讀博士的趙志軍帶回實驗室檢驗，他要找的東西不比一粒灰塵大，準確說是1毫米的1／20，一種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形成的石化細胞，又叫植硅體。

  這次有了進展。從40個樣品中，趙志軍“捉”到了600多個稻屬植硅體個體。可是，怎么通過植硅體判別是野生稻還是經過人類馴化的栽培稻，這是國際上一直沒解決的難題。

  沒有捷徑，唯一的方法就是“比”。兩三年的時間，趙志軍對比了4000多種植物的植硅體。一天八九個小時，盯著400倍顯微鏡下不到100微米的小黑點，他的視力急劇下降。看了兩萬多個顯微樣品后，他終于找到水稻雙峰型植硅體上的五組標的，在國際上率先提出栽培稻與野生稻的植硅體鑒定標準。

  比對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出土的樣本，他驚喜地發現，在距今12000年的地層中，有人工栽培稻的植硅體。這成為當時考古發現最早的人類水稻栽培的證據。

  趙志軍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在仙人洞考察。

  接下來，是要通過地層關系分析1萬年間水稻的進化過程，一個看似沒什么懸念的事，卻讓趙志軍停住了。

  很長一段時間，對于農作物的馴化過程，學界主流觀點都認為是一場人類有意識的“農業革命”，轉變發生得非常快。日本學者通過實驗室選育發現，從野生稻變成栽培稻只需5代，也就是5年。趙志軍上學時學的就是這個“絕對主導”的理論，他記得，當年一位美國學者提出用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農業起源——這是漸變的過程，而不是突變的瞬間——遭到學界猛烈批判，還成為課上的反面教材。直到分析樣本前，他期待的都是一個陡變的分水嶺。

  結果，他得到了兩條極其平緩的曲線，連一個稍稍凸起的峰值都沒有。曲線顯示，從野生稻到栽培稻，足足用了四五千年。

  他不敢確信，反復驗證幾次，結果都一樣。他的導師、著名植物考古學家皮爾索非常驚訝，專門邀請幾位教授開了一個會。會上，大家都在討論應該在平滑曲線的哪個位置截一個點，之前是野生，之后就是栽培了——還是在找“革命”的一瞬間。

  趙志軍沒有畫這個點。“該是什么就是什么。”他把論文《中國長江中游地區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投到了Antiguity（《古物》），這是考古學領域最著名的國際學術期刊之一，審稿周期往往要數月甚至數年。但僅僅一個月，論文就被接受了。

  發表沒幾天，他接到一個電話，對方來自學界頂級刊物Science（《科學》），希望采訪他。隨后發表在Science的報道稱，這是一種全新的農業起源研究的理念，“向農業生活方式的轉變是一場漫長而復雜的演化，而不是一場戲劇性的革命”。

  當時，對農業革命是在一夕之間的觀念已有所松動，很多人沒想到的是，踢開臨門一腳的，包括這個剛邁進植物考古學大門半條腿的毛頭小子。

  其實闖勁兒在他的學生時代就顯露無余了。明明是北京外國語學校法語專業畢業，恢復高考那年，因為歷史“太好玩兒”，他不顧所有人反對，放著手拿把掐的法語不考，報考了歷史學。從北大考古學系畢業，他被分配到文物出版社當編輯，明明是坐辦公室的鐵飯碗，他卻覺得不適合“好動”的自己，后來參軍，被安排到軍事博物館做陳列編輯，三年后成為軍博學術委員會最年輕的副主任委員，明明前途無量，他又決定“再去闖闖”，一句英文不會的人，自費到美國留學。

  起初他念的是古代兵器，為了賺些生活費，到植物考古學家皮爾索的實驗室打工，成了人家實驗室助手，就要選修相應的課，研究生論文自然而然轉向植物考古學。

  那是植物考古學新秀大展身手的時代。上世紀60年代，植物考古學家在墨西哥發現距今9000多年的早期玉米遺存，證實中南美洲已經開始馴化作物。緊接著，敘利亞距今約1萬年的阿布胡賴拉遺址出土馴化小麥，標志著西亞的農業時代拉開序幕。

  “中國呢？”

  他進入一條再沒有改過的路，那里有稻米、小米、大豆和小麥，路的終點只有一個目標：尋找農業的起源。

  找到那些植物種子

  就在世界對第一粒種子的認識以從未有過的速度更新時，中國的植物考古學幾乎還是空白。

  “那時候認為植物遺存都是偶然發現的。”趙志軍回憶，除了仙人洞、吊桶環等極少數的幾個遺址，“在上個世紀幾乎沒有考古發掘項目的發掘目的，單純就是解決農業起源問題。”

  這讓人們對中國這個古代世界上最大農業地區的農業起源的認識存在很多模糊：五谷真的有五種嗎？哪些糧食是在中國馴化的？農業古國的農業到底是如何起源的？

  直到本世紀初，國內專職從事植物考古的研究者也不超過5位。相比之下，等待被發現的植物遺存太多了。中國的考古遺址主要是土遺址，極其適合保存植物遺存，用趙志軍的話說，“就是一個寶庫”。

  “這些植物遺存都混在土壤中，肉眼看不到，如果不采用特殊的提取方法，我們就沒有辦法獲取。植物考古研究方法的空缺，多少年來遲遲不能填補，包含著重要信息的植物遺存，混在土里，就這樣被挖掉了。”現在回想起來，袁靖還很遺憾。

  2011年，趙志軍在偃師二里頭遺址與老農交談農作物種植。

  那篇論文發表沒多久，趙志軍受邀回國搜集文物，遇到正在推動科技考古中心發展的袁靖，對方盛情邀請他回國，“中國現在可做的事太多了！”

  那時趙志軍已經拿到美國綠卡，從美國著名的史密森尼研究院博士后出站，找到一份好工作、擁有“大房子和汽車”不是什么懸念。所以，1999年，當他決定放棄這些回國時，很多人覺得他瘋了。

  他從世界頂尖的實驗室，搬進了周圍還是一片郊區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沒有隊伍，沒有設備，只有一個目標：“找到那些埋藏在考古遺址中的植物種子。”

  他發現，大家不做植物考古是因為把方法想得太難了。“以為都是實驗室操作，實際植物考古用‘一桶水’就可以了。”一桶水，說的就是浮選法。植物是有機質物質，長時間埋藏會腐朽消失。古代人類的生活離不開火，被火燒過的植物會變成炭化植物遺存，作為無機質物質能長期埋藏于土壤。炭化物的密度小于1，放到水中，就會漂浮在水面，這種發現和獲取植物遺存的方法就叫浮選法，是國際公認最有效的手段。

  不承想，這個簡單的方法在國內是空白。當時應用最多的是植硅體分析法，是趙志軍在美國攻讀了近十年的方向，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中的稻遺存也是借此發現，但無論可鑒定品種的廣度還是操作難易度，植硅體都不能和浮選法相比。

  他又做了一個很多人沒想到的決定：放下積累多年的優勢，推廣浮選法。他心里著急，“恨不得一兩年就在全國推廣，不然那么好的資料就白白浪費了”。

  講述這些經歷時，趙志軍一筆帶過，學生鐘華知道里面的分量。“在當時北美植物考古學界，做植硅體和浮選法是兩撥人，互相不對付。從一個陣營到另一個陣營，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簡單的學術手段的轉變，要克服很多事情。”

  趙志軍把浮選法“翻譯”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話，創造出適合中國考古遺址特征的“針對性采樣法”。一次，一個遺址有學生實習，他跟發掘隊隊長商量，能不能讓我給他們上上課？回答是不行，學生太忙了。他“厚著臉皮”找到學生班長，于是那天傍晚，學生們一邊吃飯，一邊聽了一堂植物考古課。

  實驗室沒錢購置設備，同事陳星燦（后來的考古所所長）從自己不多的發掘經費里撥出5000塊，趙志軍用3700塊買了一臺國產體視顯微鏡，1000塊買了臺電子天平，就這樣，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植物考古實驗室。

  沒有等待太久，植物遺存就涌來了。一位所領導每天清晨5點都去單位跑步，他到時，那間只有一臺顯微鏡的實驗室，燈已經亮了。

  趙志軍笑著做了一個比喻：“好像知道了阿里巴巴大盜的密碼，有那么一個寶庫，沒想到這么簡單，‘芝麻芝麻’就把它打開了。”

  發現最早的小米

  回國后不久，當時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內蒙古工作隊隊長劉國祥找到趙志軍，他馬上要啟動興隆溝遺址的考古發掘，邀請趙志軍參與。

  對于這處位于赤峰敖漢旗的遺址會出現什么，他們并沒有預期，“就是想找到一些植物種子”。

  在興隆溝遺址的三個地點，他們采集了約1500份浮選土樣，浮選2萬多升土，規模不僅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在世界考古發掘中也很罕見。

  浮選需要沖水，而且一刻不能停，趙志軍記得，那年的赤峰非常干旱，“開車兩個小時，見不到一點綠色”，他們很快就把房東的水井給抽干了，換一家住，沒兩天又干了。村里老鄉不樂意了，浮選不得不暫停一段時間。

  趙志軍在赤峰二道井子遺址。

  不過，波折很快得到回報。在顯微鏡下，他們發現數十粒近球形的植物種子，和1500多粒長鼓圓形、腹部和背部高高隆起的植物種子。趙志軍判斷，這正是粟和黍，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小米。

  “小米對中國歷史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它是中國北方古代農業最主要的谷物，而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核心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發展，對華夏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趙志軍說，這種由狗尾草馴化而來的作物，抗旱、耐貧瘠、能久藏，一直有華夏文明是靠小米哺育而成的說法。

  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農民在收獲小米。新華社資料片

  遺憾的是，小米起源于何時何地，又如何從狗尾草變成主食，因為缺少可靠的植物遺存資料，一直沒有答案。此前學界公認的我國北方最早的栽培作物，是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的粟的遺存，但出土時已經完全灰化，種屬鑒定一直存在爭議。

  相比之下，興隆溝遺址出土的粟和黍，是通過科學的浮選方法獲得的完整的炭化谷粒，經測年距今7670—7610年。

  從事小米起源研究的劍橋大學教授馬丁·瓊斯聞訊趕來，發現當地農民依然用古老的方法保存種子，特別興奮，“小米馴化過程至今仍未結束”。

  沒過多久，紀錄再次被打破。2004年，趙志軍在距今11000—9000年的北京東胡林遺址，浮選出十余粒炭化植物種子，形態上已經具備栽培粟的基本特征。

  可這次，趙志軍沒能很快得出結論。“我心里認定它就是小米，一點沒問題，因為不可能有野生的禾本科植物種子長成這個樣。但它太小了，這讓我很迷惑，我們一般認為谷物的馴化，一個顯著特征是逐漸豐滿變大。東胡林出土的小米比現在的狗尾草還小，這就解釋不通了。”

  趙志軍在赤峰考察小米。

  到底是不是人類栽培的小米？因為沒有十足把握，他沒有第一時間發表論文。

  思考了幾年，趙志軍突然想通了。“狗尾草也會進化，它不斷受到人工干擾，雜草的進化速率應該跟谷物是一樣的。現在的狗尾草已經不是粟的祖本，所以不能拿現在狗尾草的尺寸去評判東胡林。”

  2020年，趙志軍研究團隊在《考古》雜志發表了對東胡林遺址植物遺存的浮選結果及分析報告，報告寫道：“此次東胡林遺址浮選出的是肉眼可辨識的完整的粟和黍的谷粒，是目前正式考古發掘浮選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粟和黍這兩種小米的實物。”這證實黃河流域農作物栽培馴化過程至少開始于1萬年以前。

  “學問應該做扎實，現在寫的任何東西不是為了評職稱，是為了百年之后仍然能夠讓人信服。”他說。

  穿過水流、篩網、顯微鏡和統計學圖表，埋藏千年的谷物們浮出水面，留下越來越多可以信服的農業起源證據——

  2001年，趙志軍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河南賈湖遺址浮選出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包括數百粒炭化稻米和迄今可認定的最早的栽培大豆。

  2002年，在桂林甑皮巖洞穴遺址浮選出1萬年前的芋頭遺存。

  2003年，在仰韶文化時期的西安魚化寨遺址浮選出29萬余粒植物種子。

  2004年，通過浮選法，趙志軍在浙江上山遺址發現世界已知最早的炭化稻米，距今約1萬年……

  考古遺址大多地處偏僻，除了西藏，境內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趙志軍都去開展過浮選工作，其中好幾個省份的所有市縣他都跑遍了。

  有人覺得，植物考古的主要工作在實驗室，坐等樣本送來就行，可趙志軍堅持要求學生下遺址，“必須得有一手積累的材料”。這些“植物人”希望為植物留下經得住推敲的科學證據。

  《說文解字》里，“科”字被釋義為“從禾從斗，斗者，量也”，寓意谷物的測量。

  斗量了幾十年后，趙志軍說：“五谷中的稻、粟、黍、大豆都起源于中國，已經沒有什么爭議。”

  中國農業起源的獨特性

  現在，終于可以勾畫出中國農業的起源了：

  距今1萬年前后是農業起源的孕育階段。在長江中下游，古代人類為了獲取更多的食物，開始耕種遍布河湖灘涂的野生稻，在耕作行為影響下，野生稻群體中逐漸進化出顆粒更大、不易落粒的栽培稻。與此同時，黃河岸邊的北方先民，也開始耕種栽培狗尾草。

  距今8000年前后是農業起源的關鍵階段。常年定居村落、農耕生產工具、栽培稻和養家豬，這些考古證據說明稻作農耕生產已經成為生業經濟中的組成部分，社會經濟主體依然是采集狩獵漁獵。

  距今7000—6000年是農業形成的后期階段，田螺山遺址的土層中，炭化稻米與菱角、橡子層層交疊——稻已是重要食物，卻仍需采集補充，而不晚于6500年前，小米已成為中國北方人的口糧。

  距今5000年前后，整個農業社會的演變完成，正式進入農業社會階段，良渚古城遺址已經出土的數萬斤炭化稻谷就是證明。

  將這個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的同時，趙志軍的研究顯示，這是一個持續了4000—5000年的漫長過程。不同的是，當西亞的先民馴化了小麥與大麥，中美洲的原住民培育了玉米，中國人的先祖在廣袤土地上同時點亮了兩條獨立的農業起源軌跡：沿黃河流域分布、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核心、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

  “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不同的農業生產體系造就了不同的古代文明傳承。”趙志軍說，“也許可以這樣說，東西方文明各自的特點早在距今1萬年前的農業起源時期就開始積累了，中國特有的古代農業傳統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構建了框架，提供了文化傳承的基因。”

  他解釋道，環繞地中海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即廣義的古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麥類作物為主的農耕生產體系之上的；而以中國為核心的古代東方文明是建立在南稻北粟的兩套農耕生產體系之上的。麥類作物是夏熟作物，而水稻和粟黍兩種小米都是秋熟作物，農作物生長季節的不同以及相應的農耕生產體系，是造成東西方古代先民在認識自然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

  趙志軍在甘肅隴東考察小米。

  “中國兩種農耕傳統提供了穩定的二元結構。中華文明經久不衰，和并存兩種農業生產體系直接相關。”趙志軍認為，“這個農業格局奠定的基礎一直影響至今。咱們現在說南方北方，實際上背后就是稻作和旱作。”

  中國古代農業起源完成之后，南方地區以稻谷為主體農作物的生產特點至今都沒有改變。北方地區旱作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卻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趙志軍研究發現，在距今4000年前后，起源于西亞的小麥傳入中國，憑借優良的高產品質，對本土的粟和黍兩種小米產生了沖擊，逐步取代小米成為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數千年來“南稻北麥”的中國農業生產格局由此奠定。

  隨著農業出現，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對農神的崇拜催生原始宗教，丈量土地和谷物計量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對農時的把握帶來了天文歷法……這些都成為文明的基石。

  有趣的是，通過對考古出土農作物遺存的鑒定和統計，趙志軍發現，秦漢以前考古遺址出土的農作物數量雖然很多，但其實只有六個種類，即粟、黍、水稻、小麥和大豆，以及一種經濟作物麻。“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五谷豐登’中的五谷不是個傳說，而是史實。”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作為科技考古，特別是研究生業經濟的重要一部分，趙志軍和同事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時期，也就是距今5500—3500年間的六個考古學文化區系進行了充分浮選，希望進一步回答農業發展與中華文明形成的關系。

  對比發現，各地區的農業生產特點和發展模式不盡相同：西遼河流域地區和西北地區屬于典型的古代中國北方旱作農業傳統，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長江下游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是典型的古代中國南方稻作農業傳統，始終以種植水稻為主。黃河下游地區則稻作旱作并行。

  只有中華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中原地區，農作物品種最豐富，特別是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頭時代，考古發現的農作物已經五谷俱備。“相比單一作物，多品種農作物的種植方式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更強，農業生產效率更高。”

  今天的人習慣把“五谷豐登”作為簡單的贊美，在趙志軍眼里，那是祖先生存的基石。“‘五谷豐登’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要素。”

  “應該有這種自信”

  寫下《農業起源研究的生物進化論視角——以稻作農業起源為例》這篇文章，是趙志軍對自己發起的又一次挑戰。

  學術生涯的前幾十年，他一直在尋找最早的農作物，可也越來越困惑——太難找了，即使找到，也總沒有全然的把握是那個“最”。

  他逐漸意識到，在農業起源的初始階段，人類雖然開始實施耕種行為，但被種植的植物種群整體上仍表現為野生植物性狀，找到“最早的”農作物遺存，幾乎成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農業社會的形成包括了農作物的馴化，但農作物的起源不等同于農業的起源。我們要找的是最早的農耕文化，而不只是最早的農作物。”

  他在文章中寫道：“栽培植物的馴化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植物自身的進化，二是人類行為的選擇。既然農業起源初始階段不能表現在植物的生物特性上，我們也許可以從人類行為著手尋找考古證據，因為耕種行為是有跡可循的，比如農耕工具以及與耕種行為密切相關的定居生活方式。”

  某種程度上，這是在告訴大家，研究農業起源，可以不必拘泥于植物考古學的方法——那些由他開創、推廣的方法。

  鐘華覺得，老師看似轉了很多方向，其實一步也沒有離開他的核心。“他不拘泥于研究手段，最終是想解決農業起源、真正的古代人類考古，所謂的終極目標。”想了一下，他說，“他反而對于一些別的事情，好像抱著一種可有可無的態度，不功利。”

  這種不在意，有時簡直讓人吃驚。他發論文不怎么看期刊，字斟句酌寫好的文章，如果師友邀約，隨手就給，甚至于一些重要論文，發表的刊物如今已經斷刊了。師生合作，他的名字總是放在最后一位。采訪中，他不斷提到別人對他的啟發，強調自己的不足。

  讓他在意的，是另外的事。一次投稿，他收到一條審稿意見：“稿件使用了很多新的詞匯，新的概念，但為什么都不注明參考文獻？看來作者對國外的研究情況不是很了解。”看到這條審稿意見，趙志軍“傻”了，“我參考誰去？我自己想的”。

  “我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有時候很苦惱，國內外都有這樣的學者，認為中國考古人不該有思想。你的考古新發現他們承認，但你就不能有新觀點，新觀點一定是從國外引來的，必須得有外文參考文獻。”趙志軍說。

  20多年過去，中國已成為世界農業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植物考古學的研究者從一只手就數得過來，增長到近百人，全國建立的植物考古實驗室已經30余處，趙志軍工作的實驗室就收藏了110處遺址、幾百萬粒炭化植物種子。

  “之前農業起源最重要的缺環是8500—10000年，這些年都找到了線索，至此資料的積累基本完成了，再多發現也只是錦上添花，應該往下一步，往理論性的問題去發展，‘找’已經不是很重要的，分析成為主要的。”趙志軍說。

  比如，中國特有的稻作農業究竟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產生了什么影響？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南方稻作和北方旱作如何相互交流、相互促進？還有本草考古，“中醫藥是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探索中藥材的起源和發展是植物考古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通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我們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已經逐漸建立起中國的話語體系。今后我們應該全方位建立中國考古學話語體系，包括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的支撐不是新發現，而是研究成果，包括理論研究。”趙志軍說，“不要上來就說國外學界是怎么講的，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就自己不能講？”

  “我們應該有這種自信。”他說。（記者徐歐露）